专栏《检验生命》>>30/7/2006沈观仰

话语、权力、真理>>>沈观仰

我曾在学院商科系的教科书上读过有关“沟通”的这样一个定义：“沟通，就是讯息的传达者，把讯息有效地传达给讯息的接受者。”

这样机械式、单向性、把讯息物化的“沟通”定义，在一个高度商企业化的社会里，正当古典资本主义的操作，迅速走向后资本主义、后工业、后现代之际，的确是无往不利、畅行无阻。

您瞧！我们日常生活中，难道不是有着无数的讯息，由无数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宗教的机制，在大众私人空间里，通过无数的传媒管道，毫无休止铺天盖地朝着我们脆弱的神经，进行疲劳轰炸？

再往深层想一想，我们生存在这样一个讯息泛滥的视听符码的狂潮之中，我们对“自我”的定位，对大众事务的价值判断，对民族与国家的认同和归属感，甚至是我们最隐私、最强烈的爱欲感情，不也是长年累月沉溺于这个讯息海洋而受形塑生成？

所以，我们这个自己珍惜无比的“自我”，或也许被诅咒永远只是平均化被抹平了的假象，极难是本真本己的“真我”。

这当然是社会经历了现代化、工业化的必定后果，牵引出后现代时代大危机的序曲。

这个危机即是，您以为是人在说话，其实是话语在说人，叙述着人的“真理”，人的“主体性”！

法国的傅科，是后现代主义最具代表性的哲人之一。他自20世纪60年代始，即开始从社会批判的出发点，从历史的考掘作为方法，揭示了话语、权力、知识之间的始源密切关系。

权力关系，在人类的社会生命里无所不在，更彰显在我们的语言行为之中。

但“话语”（Discourse），不是指我们的日常语言，而是指不同领域、不同机制内，出乎不同权力欲望的叙述系统。比如说，医学、法律、政治，皆各有独特的话语。

话语注定是多元的，每个话语一道说出来，即会面对其他话语的阻力与对抗。在大众场域内，多种不同的话语，不断竞相争夺叙述世界的诠释权。历史，便是这场话语战争的舞台。

在一篇题为《真理与权力》的访谈中，傅科阐释他这独特的历史观说：

“这个孕育规定着我们的历史，具有战争的模式，更甚于语言的模式。它更具有权力的关系，而非意义的关系。历史没有「意义」可言。”

然而，权力并不全是负面宰制支配而已，它也有正面的生产作用。话语道说时权力的伸张，在历史上即不断生产知识、生产“真理”。

傅科师承自尼采的谱系学，即是通过大量史料的钻研，尤其是特别精密分析话语转向的历史间隙，从而考掘某个“真理”，是如何成为众人接受的“真理”。

这种“知识考古学”的重要作用之一，当然是理解“自我”在话语权力网里立足之处。结果，傅科反而得出一个古怪结论，即：“自我”的主体性，其实也是西方文明史上不同话语交锋演化而成的一个“真理”。

尼采不过只是宣告“上帝死了”罢了，傅科却进一步宣称“自我死亡”为后现代的征象。

这样的论说，不但否定了历史的意义，也否决了永恒、本质性的真理，自然具有无比的颠覆性。怪不得许多学人将后现代主义称之为“虚无主义”。

又或许，傅科的哲学，反而倒是在揭露后现代社会的虚无主义。

我们现在处身于其中的国内与国际形势，难道不是各种话语炮火连天，权力的无名欲望畅然肆虐，语言的暴力，日夜啃噬着发言者与聆听者的灵知？

这就难怪不同的文明、宗教、民族、邦国之间，甚至于私人生活里的亲朋好友之间，难有真正有意义的沟通与对话了！

21世纪哲学思考的指向，该是探索话语与对话的伦理，否则，战争与冲突永无止境。

30/7/2006 《南洋商报》《人文》版

专栏《检验生命》>>23/7/2006沈观仰

语言――寓所或牢狱？>>>沈观仰

任何人在深思着“语言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个问题时，即已经进入了哲学的园地，进入了形而上学、存在论、知识论、语言哲学的迷宫。

然而，当我们追问“语言是什么？”时，我们是在期望获得何种答案？我们又有何种标准或尺度，来衡量我们所获的答案是否正确合理？这是柏拉图在《米诺》对话篇里所提出的诘难。

这类古往今来无数哲人与之纠缠不清的知识论死结，我们暂时无法解答，但须牢记心中，用来不断提醒自己说，我们处身于这个存在的黑暗森林里，我们敞光的思维，只能照亮周边少许的空地罢了！

所以，我们初步尝试所获的答案，不太可能是终极真理，最多只不过是局部暂时试探性的答案，由他人、后人再检验查核。哲学，该是社群性、历史性的活动。

如果事实如此，我们何必要自寻烦恼，为这些古怪问题伤脑筋？我们何不大伙儿去吃肉骨茶，更加爽快？

康德拒绝了吃肉骨茶的逃避主义。他在《纯粹理性批判》第一版的前言第一段第一句就指出说：

“人类理性…有如下的特殊命运：它定为种种问题烦扰，却又无法摆脱这些问题，因为它们是由理性本身的本性提出的，但它也无法回答它们，因为它们超越了人类理性的一切能力。”

我们思想的特殊命运是如此吊诡，我们也无太多的选择，只好继续追问语言的“定义”。

20世纪英文世界的主流哲学，是专门分析语言的分析哲学。他们主张说，一切哲学的争论，尤其是不同形而上学理论上的争执，皆可溯源至使用语言的混淆。因此，只要把语言文字的用法澄清了，问题也自然消失而解决了。

卫根斯坦是分析哲学公认的大宗师。他早期受了罗素的影响，想从逻辑观点来理解语言。逻辑，是思想的法则，是语言秩序的游戏规则，卫氏这项计划，初步看来似乎有望成功。

逻辑性的定义，通常是依靠逻辑分类里“种”与“属”有邻近关系的概念来划清词语之间的界线。

比如说，椅子是用来坐的家具，桌子是用来写字的家私，这两者就于种属的邻近关系之中，划分了彼此之间的界缘。

但语言这个概念，有种属关系下的邻居吗？

思想，是用语言来表达的。没有语言，就没有思想。我们无法去思想任何语言以外的东西。

语言在逻辑种属上的邻居，就是没有语言，传统上谓之为“无”，或“空”。自古希腊巴门尼德以降，哲人都认为是不存在、不能想也不能言谈的“东西”。

卫根斯坦也是逻辑学家，自然明白此理。他在《逻辑哲学论》一开头就说：

“要给思维划一界线，我们就该给这个界限的两面都能思想。划这样的界限，只能从语言上着手。凡是在这个界限那一面的，简直无意义可言。”

于是，卫根斯坦那奇异的，指向某种神秘主义的名言云：“凡是可以说的，就能说得明白，凡是不可以说的，对它就必须沉默。”

然而，卫根斯坦和所有人类一样，无法跳出语言的界限以外去思考，只能在语言界限的此岸，却仍旧在筹划决定语言的界缘，这在逻辑上是可能的吗？

以东方智慧打个比方来看，永远活在水里游泳又不曾跳出水面的鱼，岂能知道游泳在水里的滋味？

我这里质疑的，是想以逻辑来参透语言的做法。分析哲学家们的教条“唯有命题才有真假值”的“真”与“假”，与哲学追求的“真理”，似乎不是同一回事。

又或许是，真理不能仅在于语言里获得，也怪不得老子会说：“道可道，非常道。”

当然老子最终无话可说，也只好骑牛出关，只留下我们这些数千年如一日，活在神秘但又不完美之语言里的后人，仍然情不自禁寄寓在语言的居所里。

当然，肯定总有些人满腹疑团要问：“我们的寓所，难道不就是我们的牢笼？”

23/7/2006 《南洋商报》《人文》版

专栏《检验生命》>>16/7/2006沈观仰

语言的神秘>>>沈观仰

普通人在日常生活里，或在大专传媒系的教科书上，一般都会把语言理解为“人类发明用来沟通的工具”。

这么样给语言厘订的概括定义，想来多数人会深信不疑。但若以哲学思维检验之，立即出现许多令人迷惑的大问题。

人类刻意“发明”的语言，称之为人工语言；最好的例子，即是电脑语言。

根据电脑学家的说法，电脑语言能让电脑与电脑之间交谈。然而，严格来说，电脑是没有生命灵性的机械，根本不可能说话。所谓电脑的“语言”，不过是电脑使用人，进行主体与主体之间沟通的工具罢了。

因此，电脑语言的效能，受到发明它、使用它的人类智能所限制，也受电脑作为机械的限制。人工语言，似乎永远无法取代诸如英语、华语、马来语这些自然语言。

现今天下尚有约8000种自然语言，但根据语言学家的估计，再多50年后，世上将仅剩下少过2000种。

看来今人已再无法“发明”崭新的一套自然语言，现有的自然语言，只有每况愈下，越来越多灭绝死亡一途罢了。

自然语言在远古时代是由何人、如何“发明”，今人再也无法追查，只能借各种神话来理解领会。

据说，中国古代苍颉造字时，“惊天地、泣鬼神”，可见语言诞生时惊天动地的始源神秘性。然而，苍颉所发明的，始终是书写的符号文字，不是口说的话语。文字与口语之间的分野，当然是天大的哲学课题。

语言始源性的生发，与宗教以及神话，从古迄今组成不可分割的概念网络。基督教圣经新约《约翰福音》开章明义即说“太初有道”；这个“道”，英译文为大写“W”字母的“word”；当然不指我们书写的文字或道说的语言，而是指作为纯精神无始无终的上帝。

在这里，“道“的双关含意，或也揭示了一个现象，即：没有语言，即无上帝的概念。

哲学比宗教年青，直至元前700年，才于古希腊出现在文明舞台上。但语言自古希腊到今天，始终是西方哲学最关心的课题之一，20世纪的欧陆英美哲学，更可以粗略地总结为是语言的哲学。

20世纪的海德格尔，更是毕生苦苦小心的界考着充满神秘奥妙的语言。在他的《形而上学导论》里，他尝试说出人的存在与语言的关系：

“是人，就叫作：是言说者。人是能说出是与否的言说者，而这只因为人归根就底是一个言说者，是唯一的言说者。这是人的殊荣，又是人的困境。这一困境，把人和木、石、动物区分开来，同时却也和诸神区别开来。”

说话之所以有困境，因为言说本身就是有了带着爆裂作用的矛盾。言说，在揭示现象之中又再加以新的掩蔽。言说，把“是”与“否”、“有”与“无”、“生成”与“存在”、“我”与“非我”加之区分。在享受这区分所获的存在意蕴的同时，言说者又怀念着未区分之前的完整与统一，缅怀着永远失去的家园。

海德格尔借古希腊哲人赫拉克利特残篇第53章，来形容这场充满暴力、开天辟地的始源言说之现象：

“分裂与斗争是一切在场者（东西）之母。它让一切破晓，一切也包括起支配作用的保存者。它让某些显现为神明；另一些为人。它把一些造为奴隶；另一些，则为自由人。”

这样来讨论语言，是否会有太过玄奥之嫌？

我们生活在这个科学科技一枝独秀，垄断一切知识合理性的世代，会很自然以机械论把语言误解为像电脑、汽车一样，是人“发明”的工具。

诸神隐退了，语言被去神秘化了，只留下了作为语言尸体的声音与符号，供人用科学与逻辑学去解剖分析。

又或是因此之故，在现代与后现代的社会里，语言的沟通功能已然失效；在大众空间与私人世界里，发言沦为创造与再创造真理的欲望，仅是脆弱自我里强力意志挣扎着要伸张到世界的疲微尝试。

结果是，在我们周边，多数人不停说话，唯独缺欠停下来聆听他人说话。于是乎，天下一片嘈杂，在每个人灵魂深处，却只留下那深不见底的黑洞。

日本文学家川端康成自杀身亡，遗书叹说：“这世界太吵了！”也不知是否上述的意思？

16/7/2006 《南洋商报》《人文》版

专栏《检验生命》>>9/7/2006沈观仰

专栏《检验生命》>>沈观仰
巨人与侏儒

哲学是冷门学问，但对一些人来说，却绽放着无穷的魅力，让他们如痴如醉，毕生钻研，孜孜不倦。

钻研哲学，就要阅读哲人所写的文本。

您瞧！这样简单的一个命题，说：“钻研哲学要阅读哲人的文本”，也会引来诸多问题与争议。

我曾在某英报读过一位女作者讨论西方哲学时的古怪提问：“我们为什么要去读那些‘已死去了的白种男人’（dead white male）的著作？”这问题是否合理，有何假设，我交给您自己去处理与裁决。

有一次与一群大专生清谈（流行但错误的话语称之为“对话交流”），我提到念大学是大量密集阅读的最好时光。某位女同学闻之错愕，脱口问说：“那不就变成书虫？”

我国大专学府的书虫者也，只会蛀书、吞书、吐书以应付考试。毕业后即视书为生命之至恶，因而与书本永远告别。这种与终生学习绝交的、不阅读书的书虫，和我们所谈的“钻研哲学”，可谓风马牛不相及。

这时，或也许会有朋友提出反议题说：“与其尽信书，不如无书。”

罗素于他的名著《西方哲学史》里，针对如何阅读哲学著作时主张说，我们该以“同情但带‘批判性’的心态去精研哲学经典”。同情，能开放心灵智能带来本真的理解；批判，就能避开‘尽信书’盲目崇拜权威之嫌，建立独立思考的习惯，来开发自己独特的性格与世界观。

同情但带批判性的求知习性，可以说是西方文明的人文特征之一，其活水源头是古希腊哲学，到了现代启蒙运动获得崭新活力，如今已广泛落实在欧美澳纽的高等教育机制。我自己在大学念人文学科时，“读死书”、“死读书”、“尽信书”这些概念，是教授同学们做梦也想不到的课题。

我国文化圈里也不乏有识之士在鼓吹批判性的独立思维。这里的风险，是把批判误解为“为批评而批评”；把对方批得一文不值，受害者不是被批的对象，而是本真话语的伦理，以诡辩取代对话。

好吧！如果阅读哲人文本不是要盲目迷信权威，那么是否为了“站在巨人肩上，能看得更远”？

西方思想史的确不断显现这样的一个文化征象――后人总想要超越前人，也不知是否亚里斯多德名句“吾爱吾师，但吾更爱真理”所创之先例使然。

亚氏本身也是巨人，虽然不很尊师重道，不懂得照顾师父柏拉图的面子，尝试推翻后者有关“理型”的理论系统之后，却也能自创一套完整的哲学系统，直接奠定了西方思维脉络的基础。

但或许须时常自我警戒的是，巨人的肩膀，不是任何人都能站上去的。

比如说，侏儒就不太容易攀爬巨人的肩膀，一不小心就跌个屁股开花。又或者是，侏儒找到梯子爬上巨人肩背站上去了，但他也只能用思想侏儒的眼睛，雾里看花似的观看着遥远模糊的世界。

不盲信权威不见得是坏事，即如尼采名言云：“每个人在崇拜他人之中，迷失了自己的本性”。但不盲信权威，并不必然意味着，一切本真的权威，已然跟随着尼采的上帝，一起死亡消逝。

因此，还是须要细读哲人的文本，不是想做巨人的粉丝，而是谦虚地、缓慢地，先与巨人有个点头认识之缘，再竭尽所能尝试与巨人对话，让思想视野逐渐碰撞整合，擦出我们的智慧火花。

在这过程中，哲人著作里的言说（logos），就会从死书里跳出来，再生而活出它独特美丽的生命活力！

哲学，是爱智的活动。你我与伟大哲人一样，不分古今中外，或彰显或隐蔽，皆共同享有爱智的天性。

9/7/2006《南洋商报》《人文》版

专栏《检验生命》>>2/7/2006沈观仰

专栏《检验生命》>>沈观仰
检验生命

几年前我在古晋一间常去的咖啡店，告诉也是老朋友的老板说，我将会到加影新纪元学院教哲学。他听后满脸困惑，带着三分不好意思问说：“哲学是什么东西？有什么用？”

我满脸正经回应说：“哲学不是什么东西，但可以用来开咖啡店！”于是满室哄然大笑，众皆欢乐。

学西方哲学的人多以苏格拉底作为典范。此人与孔子一样毕生述而不作，也没留下哪一门劳什子“主义”让徒子徒孙奉之为经典，就喜欢找人在大庭广众谈哲学。照理说，我确该有样学样，与咖啡店东主进行辩证性的对话。

比如说，“东西”这东西，本身就出了大问题。当年许光道先生与人笔战，即曾冒出“你是什么东西？”的说法，引来对“东西”的不少争议。

在西方思想史里，“东西”或“物”（古希腊文称之为ousia者）发展为思想与语文最始源的范畴，当然有拜亚里斯多德之赐。我们甚至可以说，现代西方实证自然科学的老祖宗，其实就是这位苏格拉底的徒孙。

我们身处于万事皆被物化的时代，经历了长久现代化、西方化、泛球化的历史过程，物化的狂潮当然也抵达了马来西亚的国土。

在这诸神隐退，存在被遗忘的大时代，却仍不乏哲人在反思检验着拜物教的危机。海德格尔即曾于《存在与时间》提出说，世人对“物”的“物性”，其实仍旧半知不解。

当然，哲学这门历史悠久，边界模糊的人文领域里，问题更多过答案；每位伟大哲人对问题提出了些许答案，往往又被后人质疑，提问，甚至驳倒。

因此，问题本身就是问题，有问题的问题背后，定然隐藏着尚未明言，其正当性也尚未澄清的假设。

“哲学是何物？”，“有何用处？”，诸如此类的问题，或也大有问题存在。

生命的开展，知识的启蒙，意义的考掘，却又不能避免以提问为开端。于是，检验问题，在根本上就是检验生命。即如苏格拉底名言云：“未经检验的生命，是不值得活下去的！”

苏格拉底在2500年前，以“误导青年，散播异端邪教”的罪名，被控上雅典咖啡店式的民主法庭，结果票决被判处死刑。整个过程，被柏拉图详记于题为《自辩篇》的对话里，是今天初学哲学者必读之书。

我自然知道这段典故，岂敢在古晋咖啡店里大谈哲学，唯有自嘲开玩笑为解围上策。

哲学“家”一向来是世人取笑的对象。西方首位哲学家是公元前7世纪希腊的泰勒斯。某夜他在后院仰观天象，掉进脚下的水井，引来旁观女仆的笑声。尼采针对此事就说，哲学本来就是仰观宇宙，但却被诅咒为让女仆耻笑的事业。后人也就评说，尼采超人权力意志太过强劲，对婢女羊群之流，未免太过刻薄。

这类笑话典故我在大学求学时听得多了。最流行的笑话，来自60年代英国喜剧团Monty Python；他们独创的《哲人之歌》，是学友们大醉时的必唱之歌，幽默地唱衰历史上哲学名人的不良酒品。有关笛卡儿的歌词是：“我饮酒，故我存在”。

世人望哲学而生畏，当然也有不少人，处身于这现代性的孤寂、异化、断根、裂层、焦虑、荒谬、令人作呕的腐烂状态之中，想从哲学探求生命与存在的答案，痛苦的在书山字海里浮沉挣扎，结果大失所望而转身他去。

其实，不懂哲学的人，不见得会比哲学家或专修哲学的院士更不快乐――如果追寻生命快乐是您的目标。终极的答案，也仅有向各大宗教的圣书里寻找――只等着信之罢了。

苏格拉底留给后人的最佳礼物，就是他哲学生命的光彩。他遵从神喻，追寻的是智慧，甚至以生死相许，但却又不道貌岸然，满口仁义道德，而仅是自嘲“自知不知”，以诙谐但却爱心洋溢地投入败坏的雅典的城邦生命。

近来在报章上读到一些讨论哲学的文章，令人惊奇。这是我国各语文媒体首次所见的人文现象，故再执久已荒芜之笔，参与其盛，也来写一些希望不太令人生畏，不谈政治，只谈哲学的散文。

2/7/2006《南洋商报》《人文》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