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检验生命》>>30/7/2006沈观仰

话语、权力、真理>>>沈观仰

我曾在学院商科系的教科书上读过有关“沟通”的这样一个定义：“沟通，就是讯息的传达者，把讯息有效地传达给讯息的接受者。”

这样机械式、单向性、把讯息物化的“沟通”定义，在一个高度商企业化的社会里，正当古典资本主义的操作，迅速走向后资本主义、后工业、后现代之际，的确是无往不利、畅行无阻。

您瞧！我们日常生活中，难道不是有着无数的讯息，由无数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宗教的机制，在大众私人空间里，通过无数的传媒管道，毫无休止铺天盖地朝着我们脆弱的神经，进行疲劳轰炸？

再往深层想一想，我们生存在这样一个讯息泛滥的视听符码的狂潮之中，我们对“自我”的定位，对大众事务的价值判断，对民族与国家的认同和归属感，甚至是我们最隐私、最强烈的爱欲感情，不也是长年累月沉溺于这个讯息海洋而受形塑生成？

所以，我们这个自己珍惜无比的“自我”，或也许被诅咒永远只是平均化被抹平了的假象，极难是本真本己的“真我”。

这当然是社会经历了现代化、工业化的必定后果，牵引出后现代时代大危机的序曲。

这个危机即是，您以为是人在说话，其实是话语在说人，叙述着人的“真理”，人的“主体性”！

法国的傅科，是后现代主义最具代表性的哲人之一。他自20世纪60年代始，即开始从社会批判的出发点，从历史的考掘作为方法，揭示了话语、权力、知识之间的始源密切关系。

权力关系，在人类的社会生命里无所不在，更彰显在我们的语言行为之中。

但“话语”（Discourse），不是指我们的日常语言，而是指不同领域、不同机制内，出乎不同权力欲望的叙述系统。比如说，医学、法律、政治，皆各有独特的话语。

话语注定是多元的，每个话语一道说出来，即会面对其他话语的阻力与对抗。在大众场域内，多种不同的话语，不断竞相争夺叙述世界的诠释权。历史，便是这场话语战争的舞台。

在一篇题为《真理与权力》的访谈中，傅科阐释他这独特的历史观说：

“这个孕育规定着我们的历史，具有战争的模式，更甚于语言的模式。它更具有权力的关系，而非意义的关系。历史没有「意义」可言。”

然而，权力并不全是负面宰制支配而已，它也有正面的生产作用。话语道说时权力的伸张，在历史上即不断生产知识、生产“真理”。

傅科师承自尼采的谱系学，即是通过大量史料的钻研，尤其是特别精密分析话语转向的历史间隙，从而考掘某个“真理”，是如何成为众人接受的“真理”。

这种“知识考古学”的重要作用之一，当然是理解“自我”在话语权力网里立足之处。结果，傅科反而得出一个古怪结论，即：“自我”的主体性，其实也是西方文明史上不同话语交锋演化而成的一个“真理”。

尼采不过只是宣告“上帝死了”罢了，傅科却进一步宣称“自我死亡”为后现代的征象。

这样的论说，不但否定了历史的意义，也否决了永恒、本质性的真理，自然具有无比的颠覆性。怪不得许多学人将后现代主义称之为“虚无主义”。

又或许，傅科的哲学，反而倒是在揭露后现代社会的虚无主义。

我们现在处身于其中的国内与国际形势，难道不是各种话语炮火连天，权力的无名欲望畅然肆虐，语言的暴力，日夜啃噬着发言者与聆听者的灵知？

这就难怪不同的文明、宗教、民族、邦国之间，甚至于私人生活里的亲朋好友之间，难有真正有意义的沟通与对话了！

21世纪哲学思考的指向，该是探索话语与对话的伦理，否则，战争与冲突永无止境。

30/7/2006 《南洋商报》《人文》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