逸民的生活态度与哲学──以《后汉书》〈逸民列传〉为个案>>陈舜贞
逸民的生活态度与哲学──以《后汉书》〈逸民列传〉为个案
一、绪言
范晔(398-445)《后汉书》首为26名逸民别立一传,有“逸民”之称的这些人物究竟是怎样的人?他们抱有怎样的生活态度与哲学?何晏说:“逸民者,节行超逸也”,颜师古亦言:“逸民,谓有德而隐处者”,[1] 他们果真道德节行超于常人吗?他们的生活起居如何?除了选择不仕,他们有怎样的学问事业与思想志趣?他们有怎样的的生活态度与哲学?
对于“逸”,许慎解说:“失也”,段玉裁注则说:“亡逸者,本义也。引申为逸游、为暇逸” ,[2] 这26名人物之“逸”,是否便是“失”、“逸游、暇逸”?至于“隐”,许慎解说:“隐,蔽也”,段玉裁注则说:“蔽,茀小貌也,小则不可见”,[3] 这26名人物之“隐”,是否便是“蔽”、“小则不可见”?不论其“隐”、“逸”情形是否 正如许、段所形容的,他们的生活态度与哲学是否便因“隐”、“逸”而起了变化?下文将观察这26名人物,以寻求以上问题的答案。
二、《后汉书》〈逸民列传〉列传里的逸民
《后汉书》〈逸民列传〉共记了野王二老、向长、禽庆、逢萌、徐房、李子云、王君公、周党、谭贤、殷谟、王霸、严光(严遵)、井丹、梁鸿、高恢、台佟、高凤、韩康、马瑶、矫慎、戴良、法真、汉阴老父、陈留老父和庞公26位逸民。
先从其出身学问,所业为何开始说起。这26人当中,周党家产千金、韩康家世著姓、[4] 戴良和法真出自官宦之家、严光受光武帝赏幸,有赐钱百万,谷千斛的待遇,想必生计不愁,只有这5人(19.23 %)处境比较宽裕,余者16人(61.54 %)[5] 不是平民耕夫、网兔山中、侩牛市井,便是家贫、茅屋蓬户,甚至凿穴为居,过条件相当原始的穴居生活。这26人里,范晔明确记其有学问者有13人(占50 %), 有6人虽未言及研习任何学问,其实皆为有识之士,如庞公屡为荆州刺史刘表延请,如韩康屡为桓帝所征聘,想必皆有学有才、如陈留老父见张升伤感宦竖陷害忠良,与友人相抱而泣,便说了出自《诗经》“虽泣何乎”的话 [6]、如汉阴老父大胆质疑天子的作用,其言语还能令尚书郎张温大惭、又如野王二老在光武帝面前畅谈汤灭桀于鸣条、武王败纣于牧野的历史。把这几个有识之士也纳入统计,则逸民中有学问者多达19人,高达73.08 %。至于研习何种学问,则有5人习五经和《春秋》,[7] 更多的是习黄老、神仙或占卜之术者,有8人(30.77 %)之多。[8] 据此可知这些逸民,即使身份卑微,仍为饱学之人或有识之士。这26人所业者,超过一半属于“官、教、著述、读书”这一组。(共16人,占61.54 %。这些逸民的共同点是拒仕,只有逢萌1人尝为小吏,而且为官不久便大叹:“大丈夫安能为人役哉?”,[9] 跟着就弃仕,因此“官、教、著述、读书”这一组,其实应称“教、著述、读书” 组),其他依次为农耕、占卜与卖药、采药,最后才是买卖生意。[10] 前文已经说过这些逸民很多并不富裕,他们的谋生之道,很显然的,是与知识学问有关的教学,再来便是农耕、占卜与卖药、采药,都是些不太能聚财的职业。至于读书、著述,恐怕不是用以维持生活的,而是他们生活的重心。至于市井中做买卖的只有王君公1人,勉强可以多加1个家世著姓的韩康,但他卖药卖了30年后,便逃入山中避名去了。
三、〈逸民列传〉里逸民的日常生活
接着看这些逸民的起居生活。有接近一半的人数(11人,42.31 %)选择住在山里;住近水边2人,莫知所终、下落不明者3人。[11] 不管选择居于怎么样的环境,他们之中,有8人(30.77 %)与家人或妻子同住,[12] 寿终于家者3人;可谓携眷隐居。居于岩洞的独居者只有终身不娶、修导引之术的矫慎和采药为生的台佟。[13] 如果把记录过于简略的徐房、李子云、野王二老、谭贤、殷谟、汉阴老父、陈留老父8人,以及看不到家居生活记录的台佟、韩康、井丹3人(总共11人)剔除在外,携眷隐居的逸民的百分比,还可以提高至53.33 % 。如此看来,这些逸民居住之处虽为较偏远的深山,他们却都过着以家庭为中心的日子。比如庞公不管是耕于垄上或登山采药,妻子都随行、如高凤听命妻子,分担家事,曝麦于庭、梁鸿与孟光不管是耕织、咏诗、弹琴皆夫唱妇随、戴良与妻女共隐,还把5个女儿调教至“皆有隐者之风”,[14] 然后为她们安排婚嫁之事、向长办完子女婚嫁之事后才与好友禽庆共游五嶽名山、王霸曾为儿子的贫贱不显感到自惭,丧志颓悔之时必须倚仗妻子开导。[15] 除了家庭生活,这些逸民之中,还有8人(30.77 %)有社交生活,与友人来往。[16] 例如逢萌与徐房、李子云、王君公三人相友善、王霸有故旧令狐子伯登门造访、梁鸿有知己高恢,东游之时还因为思友而作诗。法真虽“恬静”、“ 不交人间事”,[17] 还是交了两个极力推荐赞赏他的朋友田羽与郭正。周党遗生蒜接济朋友闵贡 [18]、戴良与黄宪交游等。[19] 如果再考虑那些收徒教授的逸民,那么,徐房养徒千人、李子云养徒千人、法真有弟子数百人自远方至、高凤西唐山中教授为业,还为邻里调解纠纷,可见他们的日常生活,即使是相对地较清静,还是免不了问答、应对的人际交往活动。这些逸民过的生活并非是远离人世的,或者绝俗超凡的,也不是特异古怪的,而是再平常普通不过的家居、群体生活。台佟虽穴居,还有两次访客上门的记录,[20] 至于 矫慎,如果不是他有特定的目标(求仙、修炼、习导引之术),恐怕也不会有异于他人的生活方式,况且他虽独居岩穴,却得汝南吴苍看重、劝其入仕,还与马融、苏章并称乡里,后两人还“推先于慎(矫慎)”,[21] 可见即使是矫慎、台佟,也非彻底脱离人际关系而与世隔绝。
四、〈逸民列传〉里逸民的生活态度与哲学
这群逸民的出身、所业、遭遇虽有不同,却有拒绝仕宦生涯的共同特征,而且绝大多数(有10人之多,占38.46 %)是因为个性,志不欲仕这个主要原因而不仕。[22] 而这不乐仕宦的原因,除了性清高(如井丹)、仰慕效仿前代高士行径(如梁鸿)、不肯在王公、权贵前屈辱自己(如王霸)、有守志以读书、著述的志趣(如梁鸿、周党)以外,还包括以候迎拜谒官场中人为苦事的(逢萌),以及认为仕宦生涯不能保身,或能致祸的(台佟)。这10人当中便有半数(5人)是怀着不臣于天子,傲于权贵想法的,[23] 足见有自重与不屈心态者人数之多。基于其他原因如避乱、保身、避名、求导引之术而不仕者的人数皆远远少于因个性,守志而不仕者。[24] 不过这些逸民虽不欲入仕,却非完全不关心政事。其中逢萌、王霸、戴良、向长、谭贤、殷谟6人还是因为反对王莽篡汉而触发不仕决心的。井丹虽“隐闭不关人事”,[25] 却戏弄信阳侯,对他出言不逊,比之暴君桀,完全不给贵盛的外戚面子。梁鸿虽仰慕四皓,与妻共隐,其诗仍云:“疾吾俗兮作谗,竞举枉兮措直”,说其与妻移居吴地是“冀异州兮尚贤”,[26] 梁鸿诗句隐含对当政者用人不当之批评,其求隐之志或许还与贤才不得举用的现象有些关系。此外,汉阴老父一介村夫野老,却批评桓帝“劳人自纵,逸乐无忌”,还质问尚书郎张温天子的责任到底是“父天下”还是“役天下”。[27]
既然这些逸民志不在仕,那么,他们的人生追求是什么?范晔记逢萌自言“养志修道” 、周党自陈愿“守志” 、王霸“隐居守志” 、严光告诉光武帝他有“巢父洗耳志”,这四人的志究竟是什么?根据范晔之描述,逢萌“学通春秋经”、“人皆化其德”;周党游学长安,读《春秋》,“隐居著书而终” ;王霸自“弃冠带绝交宦” 反对王莽那一刻起便居“茅屋蓬户”,有一子耕于野,应是过着耕、读、自食其力的日子;严光与光武帝同游学,光武登基后,仍然与他“论道旧故,相对类日”,[28] 严光似乎未拒绝赏赐,不过一直拒受官职,过着以耕、钓为乐的自由日子。根据范晔这些描述语可知这4人所行之事包括读书、著述、教化乡里,或者过简朴、自由、自我的生活。其他如高凤专精诵读而成名儒、法真“拨通内外图典,体兼四业(诗书礼乐),学穷典奥”,人称关西大儒、[29] 梁鸿潜闭著书十余篇,兼咏诗书,弹琴以自娱、向长于家读《老》、《易》,也是不出这个读书、著述或自乐的模式,都是围绕着个人、自我,或者家庭,如戴良之教育五女。稍为扩大至个人之外的是教授学生 [30] 或“化俗”的教化之事,例如马瑶“所居俗化,百姓美之,号马牧先生”、[31] 高凤邻里争财,持兵而斗,高凤调解不成,便脱巾叩头,说:“仁义逊让,奈何弃之”,使争者“怀感投兵谢罪”、[32] 逢萌的“人皆化其德”,则已述。
再看这些逸民对一般人欣羡的名、利,是否也有所追求?韩康因为发现连一个小女子也知道韩伯休以“不二价”闻名,立即中止三十年的卖药生涯,遁入山中以“避名”。法真被友人郭正以“逃名”、“ 避名”形容,虽然结果是适得其反,变成“名我随、名我追”,[33] 若究其本意,还是不欲有名。严光“变名姓” 以求隐身不见、汉阴老父、陈留老父、野王二老连姓名是什么也无从知悉,全体逸民皆无意仕途,退出官场,所居之处多为山里、水边,家中,而非都邑、闹市(王君公为唯一例外),甚至有莫知所终者,他们都不做所谓事君、立功、扬名于后世的事。至于立言倒是有的,如周党、梁鸿便埋首著述,但从范晔的记叙,看不到类似司马迁所说的话如“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34]、“卑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35] ,他们并没有立名以表后世的写作目的,其从事著述应是研习学问的自然成果。
前文已显示这些逸民生活多不富裕,家产千金的周党是少数例外,他在家产为宗人所吞时,通过讼诉得回产业,但马上把财产奴婢散与宗族,本身在帝皇面前仍“短布单衣、穀皮綃头”。较清贫者同样轻视财物。高凤“财产悉与孤兄子”、向长收到饋赠,“受之取足,而反其余”。刘表问庞公:既无官禄,何以遗子孙?庞公答说:“世人皆遗之以危,今独遗之以安”,[36] 可见庞公视财富为有害子孙之物。梁鸿更是穷得有骨气,因为牧豕曾误遗火,造成火患,为了负责任,赔偿他人损失,悉以豕偿,还屈身居作。这些逸民显示的德行还有“孝”。例如戴良母喜驴鸣,戴良尝学之以娱乐其母。戴良言行虽有些放浪形骸,如母卒,照样食肉饮酒,其实其哀痛之情不减其守礼、啜粥致哀的哥哥,只是不愿拘守僵化的礼制罢了。[37] 此外亭长欺韩康为田叟,夺其牛车,后来使者欲奏杀亭长,韩康却以德报怨,开口搭救亭长说:“此自老子与之,亭长何罪?”[38]
既然名、利非为所重,这些逸民除了守志,所在意的又是什么呢?这里举几个例子以说明:王霸被征为尚书,拜称名不称臣,告有司曰:“天子有所不臣,诸侯有所不友”,[39] 周党见光武帝,不以礼屈,伏而不谒、严光高卧不见光武、置足于光武帝腹上,简傲得被光武帝称为“狂奴” 、又如井丹“未尝修刺候人”,[40] 居北宫的五王请不动井丹,信阳侯要挟井丹出席盛会虽然成功了,却反遭井丹侮辱、北海太守遣吏奉谒致礼逢萌,逢萌不答,还有戴良告诉谢季说:“我若仲尼长东鲁,大禹出西羌,独步天下,谁与为偶?” [41] 这样的言行不单是狂傲性格的反映而已,这些例子其实证明了这些逸民非常清楚自己的立场与自身价值,因此不屑吹拍逢迎,不愿奴颜婢膝,而且由于已经决意脱离仕途,因此能超然独立,不为身份、高位、权势所惑所屈,故能显示不畏王公、轻视贵族的高抗气节,这也正是荀子所说的“诸侯之骄我者,吾不为臣,大夫之骄我者,吾不复见”精神的体现。[42]
五、结语
以上列举的逸民大多家境清贫或一般,大多为饱学之人或有识之士,他们多携眷隐居,有家庭生活,还有朋友、师徒、邻里的人际关系。他们的活动包括读书、著述、教授、化俗、排解纠纷、同时不慕名利、独立自主,当得起颜师古所说的“有德隐者”的称谓。他们守志之坚,可达傲视王公、不臣天子、不友诸侯的超然独立境地,能如此有德一生者实也不易,范晔也只罗列了这26人,故何晏称之“超逸”,也合事实。话虽如此,这些有德者有时仍与常人一样犯毛病,如周党尝与乡佐交恶,与乡佐相约格斗受伤,那乡佐倒是不念旧恶,“舆归养之数日”,周党经此教训,从此“勅身养志,州里称其高”。[43] 又如少有清节的王霸,面对贵为楚相的故友令狐子伯,把自己的耕夫儿子和令狐子伯的郡功曹儿子拿来一比,便自惭形秽起来,必须有待妻子的开导,才能挣脱荣禄问题的困扰。[44]
最后看这些逸民的“隐”、“逸”问题。如果根据以上观察,这些逸民甘于过平淡生活,退居山间乡野,不入宦场,不做立功扬名的事,甚至力求逃名、避名,当可用许、段所说“蔽”和“小则不可见”形容他们,但如果从他们的德行或教化、著述影响,以及同类逸民的历代屡现这现象来看,这些逸民,恐怕绝非“蔽”与“小则不可见”。至于“失”或“亡逸”,他们虽逃名而未能彻底泯灭于史册;他们退居一处而未尝彻底脱离人际关系,他们无意仕途却也不能完全不关心政治,还有不少是因为政治原因而拒仕;他们不求立功而仍有贡献,有著述、行教化,都是道德楷模,实在不能称为“失”。从他们的自食其力、颇为清苦的生活来看,也不能说是“逸游、暇逸”。梁鸿、高凤、严光的渔钓、弹琴、吟诗看似悠闲,但这些活动仅其生活中一小插曲,优游并非其生活之全部或目的,何况向长的游名山,还必须等到儿女婚嫁事毕之后。
一言以蔽之,范晔说这些逸民“隐居守志”的确有道理。
参考书目
专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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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何晏注:“逸民者,节行超逸也”,见皇侃《论语集解义疏》下册(台北:广文书局,1991),页656。颜师古注:“逸民,谓有德而隐处者”,见班固《前汉书》〈律历志〉上(北京:中华书局,1962),页341。[2]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10篇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页473。
[3]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14篇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页734。
[4] 韩康为著姓而卖药长安,可能家道中落,或选择自食其力。
[5] 这26人当中,除去家境不详者5人、宽裕者5人、余者有16人属不富有者。严格地看,这16人里,有4人(野王二老,陈留老父,汉阴老父)的贫富情形未得反映,所以不富有者人数应为12人,仍然当16人计算的原因是假设村夫野老和耕夫不富有。见附录表1。
[6] 《诗经》〈王风〉之中谷有蓷: “有女仳离,啜其泣矣。啜其泣矣,何嗟及矣”, 郑玄笺,孔颖达疏《毛诗注疏》,见永瑢、纪昀撰修《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9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页275。
[7] 〈逸民列传〉记修五经、《春秋》者有:法真好学无常家,拨通内外图典,为关西大儒。田羽荐法真,说他体兼四业(《诗》、《书》、《礼》、《乐》),学穷典奥。逢萌学通《春秋》经,井丹通五经,周党读《春秋》,梁鸿受业太学,博览无不通。
[8] 见附录表2。〈逸民列传〉言好黄老者有:向长“好通老、易”。 矫慎少学黄老,戴良“议论尚奇,多骇流俗”,母卒,食肉饮酒,又自比仲尼,大禹,似《庄子》书中狂人。田羽荐法真,说他将蹈老氏之高踪,不为玄纁屈也。郭正也说法真逃名,法真又号玄德先生。至于阴阳占卜之术,〈逸民列传〉记逢萌素明阴阳,预测王莽政权将败而哭于市,还有高凤自言本巫家。有关神仙之术,〈逸民列传〉记逢萌在被官兵追捕时,能使旁人以兵弩捍卫他,矫慎能自言死日,果如其言而死,死后复现身于敦煌。
[9] 范晔《后汉书》卷114〈列女传〉(上海:中华书局,1936),页1040。
[10] 见附录表3。
[11] 见附录表4。
[12] 见附录表5。与妻子共隐者6人,加上与家属共居者2人(戴良名字二现,只计1次),总共是8人。
[13] 见附录表4。
[14] 范晔《后汉书》卷113〈逸民列传〉,页1044。
[15] 王霸妻开导王霸事,见范晔《后汉书》卷114〈列女传〉,页1047。
[16] 见附录表5“有朋友”项。
[17] 范晔《后汉书》卷113〈逸民列传〉,页1044。
[18] 事见皇甫谧《高士传》,见永瑢、纪昀撰修《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48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页 104。
[19] 事见范晔《后汉书》卷83〈周黄徐姜申屠列传〉,页720。
[20] 一次是来劝仕的地方官,一次是地方官派来的的下属,同上,页1043。
[21] 事见范晔《后汉书》卷113〈逸民列传〉,页1044。
[22] 见附录表6。
[23] 同样可见附录表6。
[24] 见附录表6。
[25] 范晔《后汉书》卷113〈逸民列传〉,页1042。
[26] 同上。
[27] 汉阴老父言:我野人耳,不达斯语。请问天下乱而立天子邪?理而立天子邪?立天子以父天下邪?役天下以奉天子邪?昔圣王宰世,茅茨采椽而万人以宁,今子之君,劳人自纵,逸乐无忌,吾为子羞之,子何忍欲人观之乎?,事见范晔《后汉书》卷113〈逸民列传〉,页1045。
[28] 事见范晔《后汉书》卷113〈逸民列传〉,页1040-1041。
[29] 范晔《后汉书》卷113〈逸民列传〉,页1044。
[30] 逸民从事教授者,参见附录表3。
[31] 范晔《后汉书》卷113〈逸民列传〉,页1044。
[32] 同上,页1043。
[33] 同上,页1044。
[34] 泷川龟太郎《史记会注考证》〈伯夷列传〉(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7),页826。
[35] 司马迁〈报任少卿书〉,见萧统选、李善注《文选》卷41(香港:商务印书馆,1973 ),页908。
[36] 范晔《后汉书》卷113〈逸民列传〉,页1043,页1040,页1045。
[37] 戴良对自己不守丧礼的辩解是: “礼之所以制情佚也,情苟不佚,何礼之论?夫食旨不甘,故致毁容之实,若味不存口,食之可也”,同上,页1044。
[38] 同上,页1043。
[39] 同上。
[40] 同上,页1041。
[41] 同上,页1044。
[42] 王先谦《荀子集解》〈大略〉(台北:世界书局,2000),页465。
[43] 范晔《后汉书》卷113〈逸民列传〉,页1040。
[44] 事见范晔《后汉书》卷114〈列女传〉(上海:中华书局,1936),页10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