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检验生命》>>6/8/2006沈观仰

没有婚姻的哲学>>>沈观仰

奇怪！我浏览过不多也不少的西方哲学经典，却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

西方哲人深邃奔放的思维，在人类生命最重要的领域里，尽其溯本求源、盘根究底的本色，唯独欠缺了对婚姻机制与家庭伦理的探讨。

在西方大学的哲学系里，学生们能选修柏拉图哲学、形而上学、后现代主义哲学、语言哲学、法律哲学，但就不曾听过“婚姻的哲学”这一科目。

这时，肯定会有坚持或同情女权主义的朋友直问说：“这是否因为在西方父权社会里，两千多年来哲学家清一色都是臭男人。他们镇日只会仰观苍穹、内省灵魂，反正日常琐事、管教孩子、乃至于柴米油盐酱醋茶的开门七大事，皆由老婆女仆等辈，替他们打理得有条不紊，自然不会劳动思想家们去操心留意了！

据说，苏格拉底毕生为追寻智慧而不务正业，终生潦倒，家里的物质生活条件自然匮乏，所以他生前始终愧对老婆，公共场合望见老婆的身影，即要落荒而逃，以免遭到太座的数落。

哲学发烧友不少视苏格拉底为前车之鉴，后起之秀不乏为终身不娶者。柏拉图、笛卡儿、康德、休姆、叔本华、尼采、卢梭、卫根斯坦，都是独善其身的终身王老五。

尼采这位狂人，不但鄙视女性，也鄙视世人认为威严圣洁的社会机制。他对婚姻的评语是：“即使是（男女）同居的生活，也会被婚姻败坏！”

马克思最伟大之处，也许是他虽家徒四壁，但却能在老婆唠唠叨叨、在孩子不断啼哭声中，完成他的巨著《资本论》。

我想，哲学这门功课，需要大量孤独宁静的时空间，以供广泛密集的阅读、思考、写作。某些哲人选择独身，摆脱家庭杂务的累赘羁绊，或也出诸生活现实的考量。

又或许是，哲人一生殚精竭力，孤单执着地钻研人生最深奥的哲理，久而久之，形成那种孤僻傲岸，甚至是不近人情的性格，桀骜不驯者有之，愤世嫉俗者亦然有之。这类世俗眼中的怪物狂人，恐怕也非一般女性想要委身下嫁的最佳对象。

不过，我始终隐隐约约觉得，这么样单凭哲人的性别或私人生活，来对他的哲学思想进行批判与评价，似乎有点不妥之处。

我们在阅读某位哲人的经典文本之时，同时也研究他的生平事迹与时代背景，为的是想更深切探掘他所身处的历史与文化处所，来更圆融地理解哲人思维是如何与为何形塑成他自己独特的哲学观点。

但我们若已有预设的理论议程，再大事探掘思想家生命中的缺陷与诟病，以表他们的著作言论分文不值之意，我们即已犯上了非形式逻辑称之为“对人不对事”（Ad Hominum）的谬误。

我们或难断定说，仅仅因为柏拉图是奴隶主，康德有种族偏见之嫌，海德格尔是纳粹党员，马克思因穷困而仇恨资本家，傅科是同性恋者而死于爱滋病，因此他们一切著作，一概不值一读！

这个讨论，也牵涉到好几个复杂无比的哲学问题。

比如说，我们能从任何哲人的一本著作、一句话、或生平的一个行为，来对作者作为“人”的价值，作出一个完整公正的评估吗？

我们从作者的著作，以及根据历史学家对作者生平的记载，来鉴定作者这个“人”的本质，是否会出现诠释上文字将真相隐蔽的可能性？

又如傅科在《一位作者是什么？》一文中指出，世界上时至今日，尚未有人开创一套有关“书”的理论，来作为文艺批判或诠释文本的坚固基础。写作人与其著作之间的关系，仍然模糊不清。但我们至少知道说，“作者的功能”（Author-Function），在后现代世界里已然取代了“写作人”（Writer）的主体性。

世人皆以为写作的道说方式，是主体的自我表达的外在形式，殊不知，问题正出在于这个作为主体的“自我”，它自启蒙运动以来，一直是我们一切言说与行动的先验条件。然而，这个假设本身仅是历史上话语战争的一个产物罢了。

写作的开端，就是写作人被作者功能取代而开始死亡的时候。这个具争议性的议题，我倒是有点感同身受。

6/8/2006 《南洋商报》《人文》版